深夜，昆明理工大学真空冶金实验室的灯还亮着。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孔令鑫站在一台真空炉前，专注地盯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炉内近千摄氏度的高温下，合金正在分离——但谁也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能等，等冷却后打开，才知道这次实验结果是成是败。

这样的夜晚，他过了十几年。

从一名云南学子到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从攻克“卡脖子”技术到培养行业新人，孔令鑫在云岭大地上守着真空炉，也守着一名科研工作者的初心。

没有路，就自己蹚一条

2010年，尚在攻读硕士的孔令鑫，跟着导师团队接了一个企业委托的项目：处理锡铅锑合金。传统方法不仅要用大量酸碱试剂，还会产生大量废水，成本高得吓人。而真空冶金法简单高效，几乎无污染。

“把合金放进真空炉，不同的金属在不同温度下气化分离，像用筛子筛东西。”孔令鑫说。那次实验成功后，企业难题解决了，他也被这项技术深深震撼，“当时就觉得，这个专业太有价值了。”

取得价值的背后，是漫长的苦熬。

读硕士、博士那些年，孔令鑫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他想搞清楚不同合金在高温真空条件下的分离效果，但多元合金的活度、气液平衡等基础数据均无资料可查。

没有现成设备？自己搭。没有参考数据？自己测。他和团队人员翻阅国外文献，从设计装置、买材料，到组装、调试，一做就是几年。实验室里摆了一张行军床，困了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那时候常想，万一这条路走不通呢？”孔令鑫笑了笑，“但转念又想，如果做成了，就真能给企业解决问题。”

他们没白熬。实验取得了成功。上述基础研究成果支撑开发的技术后来被应用到云南锡业集团等十多家企业中。传统的粗锡精炼生产线被彻底改造，成本降了，废渣少了。

担任昆明理工大学教师后，孔令鑫便带领学生住工厂、爬蒸馏炉，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调试设备，“看到数据变成产品，特别有成就感。”他笑着说。

核心技术，唯有靠自己干出来

2017年，孔令鑫赴海外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超低氧金属钛制备。当时，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严谨程度让他印象深刻：“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到底。”

两年后，他决定回国。

彼时，他的学术履历足够光鲜，完全可以在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找到更好的位置。但他回到了昆明。

“我们国家高纯金属长期依赖进口，人家不卖技术，只卖产品，价格由他们说了算。”孔令鑫说，“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靠自己干出来。”

回国后，他迅速组建起一支研究团队，并带领团队持续攻关。

突破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金属提纯难，没有装备，工艺不稳定——今天做出来了，明天不一定做得出来。每个环节都可能是瓶颈。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技术。”他说。为了调试设备，他们能在生产线上待几周，和企业员工同吃同住，从接水管、通电，到反复调试温度和压力，直到拿出合格产品。从实验室的几百克放大到生产线的几百公斤，条件全变了，有时螺丝都拧不上，必须要反复调试。

在团队的努力下，他们相继突破7N超高纯铟、超低氧5N高纯锰及超低氧金属钛制备等一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高端金属材料的国产化替代，有力保障了国家战略金属供应链安全。

随之而来的是，孔令鑫头顶的光环越来越多。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红云园丁奖……荣誉一项接一项，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老师”这个称呼。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最大的幸福

如今，孔令鑫带着近30个硕博研究生，学生们叫他“严师慈父”。

他批改学生的学位论文、竞赛申报书，逐字逐句，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数据必须反复验算，错了就改。”

可学生遇到生活上的困难，他又第一个站出来帮忙。一名本科生回忆，备战“挑战杯”时，孔令鑫凌晨还在微信群里发修改意见，“那种认真劲儿，我一辈子忘不了。”

对于教师这个身份，他认为：“教书育人第一，科研第二，培养接班人，某种意义上比科研本身更重要。”

他指导的学生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60余篇，在“挑战杯”等竞赛中获奖20余项。多名学生保送至清华大学等名校，培养的一些博士已成为高校、科研院所骨干。“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最大的幸福。”他笑着说。

回望科研之路，孔令鑫说最骄傲的选择是“读了博士，留校，并继续搞科研”。有人问他，以你的条件为什么不留在国外或去一线城市？他的回答很干脆：“我国西部有好的资源，云南有很多冶金企业，做科研不能纸上谈兵。”

对于年轻学子，他只有一句话：“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要有理想，但每一步都要扎扎实实。”

高原之上，真空炉的温度还在升高。孔令鑫和他的团队，还在等下一组数据。那份数据里，装着有色金属的未来，也装着一个科研工作者朴素的家国情怀。

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 贺碧莲/文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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